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成强烈反差：苏联“一五”和“二五”计划期间以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与机械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取得快速进展，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导致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衰退。中国思想界由此日益关注苏联经济建设事业，苏联由经济不发达国家迅速成长为经济强国的建设进程成为知识分子谈论的中心话题。这给予正在寻求通过发展经济、壮大国力以抵御日本侵略的中国人士以巨大启示，他们试图从苏联经济发展模式与经验中寻找能够为中国所用的合理成分，逐步由推崇苏联经济建设成就发展到同情和认同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于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注苏联国家建设的思想现象，若干学者在相关论著中已有所涉及[注]如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郑大华、谭庆辉：《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郑大华、张英：《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世界历史》2009年第2期；等等。。但由于研究角度和侧重点所限，目前相关研究尚未系统考察30年代中国思想界所受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影响，尤其是缺乏对于30年代中国思想界认知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思想演进、理路、倾向及其语境等相关层面的细致分析。笔者拟进一步就此重大历史问题做全面梳理。

  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对苏联经济建设问题的关注度并不高。如果说有所关注的话，也是主要关注十月革命后的战时政策和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而在时人眼中，战时政策是一种负面的东西，新经济政策则是对马列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的修正，苏联经济更多地呈现负面大于正面的形象。随着1928年后苏联“一五”“二五”计划对中国思想影响的增强，苏联经济建设在中国思想界眼中的形象日益正面化。

  直到1931年底，中国思想界对苏联经济问题的关注仍然较少。先后担任暨南大学、大夏大学、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唐庆增就表示，欲研究经济学，主要应通晓英文、德文、法文、日文，是否通晓俄文无关紧要，“如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诸国文字，则应用之处较少”，“有志于研究经济学者，于西班牙、俄罗斯等国文字，不解尚无大碍”[注]唐庆增：《经济学自修指导》，《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4期，1931年12月。。透过唐庆增对俄文的忽视，可见苏联经济理论及建设经验仍未引起中国人士的广泛关注。

  十月革命后，苏俄于1918年至1920年实行战时政策，将国内贸易完全国有化，国家征收农民全部余粮，非农业人口的粮食和日用品由合作社统一配给，货币失去意义，将所有大、中、小工业国有化。由于此种政策弊端愈加明显，苏俄政府于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农民交纳一定的粮食税，余粮归农民所有，恢复部分私商的自由贸易，一些小工厂恢复私营。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论者更多关注苏俄战时政策的危害。早在1927年，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寿勉成就注意到，苏俄于1918年至1920年取消货币，“交易没有相当的媒介，定价没有相当的单位，借贷没有相当的标准，发生了许多无谓的问题”[注]寿勉成：《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造声中的货币问题》，《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0年7月。。1930年，实业家穆藕初介绍了战时政策导致的苏俄农业衰退：政府将农民全部余粮收归公有，导致农民大量减少耕种面积，只求粮食够自家食用，“以致共产革命后，全俄农业生产物突然大减”[注]穆湘玥：《劳资协调与生产》，《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0年4月。。1931年春节，尚在法国巴黎留学的姚庆三注意到，农民为对抗政府征收全部余粮的政策，“就消极的减少农产的出产”，导致1921年农产量仅为一战前年产量的一半[注]姚庆三：《平均地权的理论和实行》，《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3期，1931年9月。。一些论者试图由新经济政策论证苏联“”的缺陷。曾任上海劳动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等校经济学教授的朱通九认为，新经济政策证明了苏联“”的失败，“这个新经济政策就救了贫乏和饥饿的苏俄。的试验，确实失败了”[注]朱通九：《经济学家的四大派别》，《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3月。。另有论者强调新经济政策与马列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的区别。姚庆三将苏联新经济政策纳入“现代合理社会主义”范畴，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分为“乌托邦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合理社会主义”三类，而“合理社会主义”在苏联表现为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后，俄国所实行的就是合理社会主义”[注]姚庆三：《平均地权的理论和实行》，《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3期，1931年9月。。30年代初，中国论者对苏俄战时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的分析是有所偏重的，或由战时政策分析苏联社会主义的缺陷，或由新经济政策分析苏联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的区别。

  中国思想界重视苏联经济建设问题是从1932年开始的。之所以从此时开始关注苏联经济建设问题，有着多方面原因：一方面，苏联在这一年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对中国知识界人士造成巨大心理冲击；另一方面，上一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促使知识分子从经济角度探究中国民族危机的根源，认为发展经济是实现御侮自强的根本途径。1932年9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经济学社第九届年会将会议主题确定为国难时期之经济问题，“盖欲乘社员集会之时，举行悲壮之国耻纪念，而以勾践复耻之心，广征众议，期于国难经济有所裨补也”[注]王永新：《中国经济学社第九届年会纪详》，《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2期，1933年6月。。1933年，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的刘振东表示：“在这个空前国难关头，我们的整个民族与国家，究竟是生存还是死亡，要看我们竞存力量的大小，而经济建设尤为充实民族力量的要道。”[注]刘振东：《国难时期之经济政策》(1933年3月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2期，1933年6月。在时人看来，苏联经济的快速地发展是中国发展经济的现成榜样。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认为，苏联通过国营方式发展重工业和军需工业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苏俄各企业，多属国营性质”，中国的重工业和军需工业尚未建立，若由政府举办，不仅易于统制，而且便于战时征发[注]陈行：《非常时期之经济问题》，《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3期，1936年11月。。

  苏联的对华宣传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对苏联经济建设的关注与推崇。苏联驻华使馆人员利用各种场合向中方介绍其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成就。在1935年7月国民政府立法院谈话会上，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介绍，实现工业化是苏联两个五年计划的根本目标，“使苏联由农业国变为工业极度发达之国家”[注]《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出席立院谈线月，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庆祝十月革命19周年大会上，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梅拉美德声称，苏联“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已占世界上生产的第一位”，“在农业机器化及制造农业机器方面来讲，苏联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注]《会务纪要》，《中苏文化》第1卷第7期，1936年12月1日。。苏联外交人员的这些言论给正在梦寐寻求发展国家经济的中国各界人士造成极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人士看来，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可谓天壤之别，一方欣欣向荣，一方日趋没落。有论者描述说：“近年来苏联的全盘建设，飞快地进展，已得到了辉煌的结果。苏联的建设上的结果，与陷在经济恐慌的泥沼中、走到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衰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一种原因是‘向上涨’，一方面却是相反地‘向下落’。”[注]于苇：《建设进程中之苏联的农业》，《中苏文化》第1卷第4—5期合刊，1936年10月15日。1937年，南京《新京日报》主笔方秋苇感叹说：“只有全世界六分之一的苏联，在这战争与恐慌弥漫全世界的今日，它是一年比一年繁荣，的确堪称为黑暗巨涛中的一座照耀万里的灯塔！”[注]方秋苇：《论苏联农业之集体化》，《中苏文化》第2卷第3期，1937年3月1日。在时人眼中，苏联五年计划建设呈现赶英超美的态势。陈羲伯则注意到：“苏联早就怀有一种信念，就是她的新建设确能‘迎头赶上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事实已经证明她这信念并非幻想，现在她的工业建设，确已飞腾直上，驾凌欧洲，赶上美国。”[注]陈羲伯：《苏联的肃清文盲运动》，《中苏文化》第2卷第8期，1937年8月1日。

  积极宣传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建设成就成为中国思想界乃至舆论界的一种风气。1936年12月1日，《中苏文化》编辑袁孟超介绍，苏联“一五”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工业“脱离了对外国机器的依赖”，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注]孟超：《苏联政党发展史概论(续完)》，《中苏文化》第1卷第7期，1936年12月1日。。《》频繁报道苏联“二五”计划的实施情况。1936年1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审议1935年五年计划实施情况，讨论1936年五年计划实施方案。《》对会议情况作了长篇报道[注]《苏联中央执委会举行第二次全员会议》，《》1936年1月13日。。同年6月，《》又刊发消息，关注1936年下半年苏联“二五”计划建设的具体安排[注]《苏联经济计划本年度后半期内容决定》，《》1936年6月19日。。1937年3月31日，《》报道了苏联1936年五年计划的建设成绩[注]《苏联第二届五年计划实施成绩良好》，《》1937年3月31日。。

  许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苏联欣欣向荣的建设场面，纷纷抛弃本有的自由主义成见，转而推崇苏联建设成就。地质学家翁文灏非常钦佩苏联艰苦卓绝从事国家建设的精神，认为国弱民穷、内忧外患的中国要赶上列强，“非但要努力，真还要拼命”，“苏俄的建设工作便是拼命赶的榜样”[注]翁文灏：《我的意见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15号，1932年8月28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于1934年8月下旬至11月上旬对苏联做了长时间考察。他在火车上观察了沿途西伯利亚的景象，并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对苏联的建设气象深有感触。他看到莫斯科“人民都是足衣足食的”，呈现“朴实、平等”的气象，“其空气是十分奋发的”[注]蒋廷黻：《欧游随笔(三)》，《独立评论》第125号，1934年11月4日。。他进而认为，苏联经过17年的“奋斗和建设”，慢慢的变成了世界强国，“苏联论其国力及国际地位，毫无问题是当代的强权之一”[注]蒋廷黻：《欧游随笔(七)》，《独立评论》第133号，1934年12月30日。。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之迈认为，通过建设现代经济实现国家的团结和统一，是苏联给予中国的重大启示。他于1935年初表示，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在于建立“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经济通过各地区之间的分工协作，可以将“一盘散沙、各地方可以各自为政”的中国联为一个整体。苏联这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苏联“一心一意的去实行五年计划，正是看透此层”。[注]陈之迈：《统一的基础》，《独立评论》第134号，1935年1月6日。

  出于对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钦佩，诸多论者主张学习苏联的五年计划建设模式。1932年12月，国民政府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蒋廷黻提出，中国应趁中苏恢复邦交的机会派人到苏联考察，“苏俄的经验可资借鉴者正复不少，计划化的经济是其最大端”。同时，苏联提高工人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方法亦值得中国借鉴，“倘若中俄复交以后，我们能从苏俄得到些解决农工问题的方法，那这复交便更有意义了”。[注]蒋廷黻：《中俄复交》，《独立评论》第32号，1932年12月25日。程尚林主张学习苏联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经验。他于1936年提出，中国在发展工业尤其重工业的同时，也要注意农业的发展。他以苏联为例说：“俄国五年计划注重重工业，但并不放弃集体农场的经营与发展，甚至茶叶亦在努力栽培中，可为例证。”[注]程尚林：《货币制度与国民购买力——中国经济问题之表里观》，《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2期，1936年8月。

  中国思想界关注苏联经济建设成就是从1932年开始的。这有着多方面的思想动因，而九一八事变导致的民族危机是首要思想动因。在东北地区被日本侵占的情况下，时人深感要抵御外侮，必须通过加快经济建设增强国力。就在九一八事变的次年，苏联宣布提前完成“一五”计划，这促使中国思想界高度关注和赞赏苏联经济建设模式。3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对苏联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建设的看法基本上是正面的，期望中国也能像苏联那样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30年代是苏联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期。苏联通过“一五”“二五”计划建设，以国营方式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此种经济转型产生了极大经济成果，在资本主义国家深陷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苏联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强烈瞩目。关注与赞赏苏联工农业建设成为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普遍现象。诸论者试图从苏联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与机械化发展进程中寻找中国经济发展所应走的道路。

  苏联工业化建设在“一五”“二五”计划时期得到快速推进，在30年代迅速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这引起中国论者的密切关注。许多人认为，苏联是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典范。黄甘棠于1937年表示，苏联“不到几年工夫，居然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近代的工业国了”[注]黄甘棠：《苏联二十年来工业建设之成果》，《中苏文化》第2卷第4—5期合刊，1937年5月1日。。秦涤清也认为，苏联工业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1928年至1937年，“苏联最近十年的努力，已赶上一九三二年的美国，即美国费了六十三年(自一八六九年至一九三二年)所经过的路程，苏联在十年间就走到了”，“它那种发展的飞快的速度，却不可轻视”[注]秦涤清：《苏联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发展》，《中苏文化》第2卷第4—5期合刊，1937年5月1日。。一些论者进而认定，苏联已经变成全球最大工业国之一。1935年，先后担任河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的吴德培注意到，在“一五”计划的第二年，苏联“即由农业国一变而为工业国”，陆续建设了一系列大工厂，许多工业品由进口实现国产化。1932年底，苏联农业机械产量升至世界第二位。[注]吴德培：《统制、计划、技术三种经济与中国》，《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3月。袁孟超也认为，苏联实施“二五”计划以来，“在‘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的猛进中，成为了占欧洲第一、占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国家”[注]袁孟超：《以武力为后盾之和平政策》，《中苏文化》第1卷第7期，1936年12月1日。。中国思想界非常羡慕苏联的这种高速工业化进程，希望借鉴苏联经验，快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建设。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张培刚于1935年提出：“我们虽不能马上像苏俄那样，五年之内便把全国工业化了，但是，我们要学着那样做，要把全国经济统制起来，走上工业化的大路。”[注]张培刚：《第三条路走得通吗？》，《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2月17日。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景超是30年代倡导中国走工业化道路的领军者。他在阐述中国工业化问题时，非常关注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将之视作中国的学习典范。他注意到，苏联正积极推进工业化，“设法发展农业以外的实业，如工业、交通业之类”[注]吴景超：《世界上的四种国家》，《独立评论》第75号，1933年11月5日。。他又注意到，苏联正在步英美后尘，处于工业革命的进程之中，“工业革命的工作，有的早已完成，如英美；有的正在进行，如苏俄”。他对苏联勇于与先进工业国家竞争表示钦佩，认为中国工业虽面临国外工业品的竞争压力，但不应逃避竞争，“英日等国，以工厂的出产品来侵夺我们的市场，我们只能以工厂的出产品——实际便是以机械的生产方法所制造出来的货物——去夺回来”。他以苏联为例说：“最近，我们可以看看苏俄，苏俄并不因为他的四周已有了许多工业国，便取消了五年计划。”[注]吴景超：《我们没有歧路》，《独立评论》第125号，1934年11月4日。随着苏联工业化的实现，吴景超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一文中便将苏联视作与美国一样的工业强国了。他将世界工业国家分为美俄式、英日式两类。所谓美俄式，就是工业原料、供应工业人口的粮食产自本国，工业品市场主要在国内；所谓英日式，就是工业原料、供应工业人口的粮食主要依靠进口，工业品市场也主要在国外。他认为，中国“只有采用美俄式，而不能追随英日式”。[注]吴景超：《中国的人口问题》，《独立评论》第225号，1936年11月1日。

  对苏联工业建设的推崇，使相当多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将视线由英美转向苏联。一些论者通过实地考察，对苏联工业建设气象有了切身感受。丁文江于1933年8月底至10月上旬对苏联做了40天考察。在参观巴库油田后，他对苏联“一五”计划期间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感到震撼，认为苏联慢慢的变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产油国[注]丁文江：《苏俄旅行记(十六)》，《独立评论》第156号，1935年6月23日。。蒋廷黻于1934年8月下旬乘火车经过西伯利亚时，从苏联铁路运输的货物中看到了苏联工业建设的新气象。他介绍说：“我们每天总要遇着好几十列货车，满载大松木、石油、各种机器，尤其是载重的汽车和耕田的机器。有的站上，同时摆着三四列，每列有三四十辆车子。愈到西部，工业空气愈紧张。”[注]蒋廷黻：《欧游随笔(二)》，《独立评论》第124号，1934年10月28日。胡适特别认可苏联以科学技术为引领的工业建设，将苏联视作破旧立新的典范，认为苏联勇于扔掉自己的旧文化，建设科学与技术的新文化，值得中国学习，“苏俄的革命领袖认清了这个新世界的最伟大的工具是科学与工艺，此外都不足爱惜，所以，他们肯把俄皇所藏的一部世界最古的圣经写本卖给伦敦博物院，卖了十万金磅，拿来购买最新的机器”[注]适之：《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98号，1934年4月29日。。陈之迈也非常赞赏苏联的工业建设。他于1937年表示，斯大林推行的现代化、工业化运动是苏联经济建设成功的最大推动力，“苏联这种惊人的发展当然要归功于斯大林所主张的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机械化的运动”[注]陈之迈：《论苏联的党狱》，《独立评论》第241号，1937年7月4日。。

  苏联在“一五”“二五”计划期间，采取了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建设模式，不少中国论者对此表示赞同。长期在国民政府立法院工作的陈长蘅认为，这可以限制人民的消费，从而积累国家财富。他于1935年撰文指出，一个国家财富的增加，取决于生产与消费的差距。所以，中国应重点发展制造生产设备的重工业，少发展制造日用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轻工业。他注意到，一位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说：“我们苏俄人民现在是不用牛奶、油，而把它换成砖头，不食肉品，而把它换成机器。”他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要努力增加再生产的货财和完成各种永久的物质建设”。[注]陈长蘅：《民生主义之计划经济及统制经济》，《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3月。在一些论者看来，苏联之所以着重发展重工业，与建设国防密切相关。1937年，南京《苏俄评论》编辑朱惠之分析，苏联以重工业为重点，是出于国防需要，“因为没有重工业，就没有国防，如冶金、钢铁与机械制造等，虽为重工业发展之基础，但亦为国防军需能力之基础。因为各种兵器，如大炮、机关枪、步枪、飞机、坦克车、军舰，以至子弹、火药及弹筒等，无一不基于此种工业”。他认为，中国经济建设应学习苏联这种工业建设模式，因为中国同样有建设国防的巨大需求，在日本步步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实施起码的国防经济建设。纵不能做到一切自给自足的地步，但是，最重要的国防武器，必须能自制自造，而凭借所有的人力与财力，集中于重工业的发展”。[注]朱惠之：《论苏联工业建设的经验与中国经济建设——献给中国国民经济建设之运动者》，《中苏文化》第2卷第4—5期合刊，1937年5月1日。

  农业经济方面，苏联在“一五”“二五”计划期间采取集体化与机械化并行的政策，这受到中国思想界的高度关注和极为正面的评价。知识分子普遍将苏联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视作一种由大农场、大机械构成的大农制生产模式，将之视作改造和发展中国农业的楷模。于苇认为，集体化与机械化使苏联农业进入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农业阶段，“农业经营的集体化与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相辅而行，改变了苏联的农业的整个面貌。苏联的农业，不复是过去那样的细小的落后的农业，而是近代化的大规模的最进步的农业了”[注]于苇：《建设进程中之苏联的农业》，《中苏文化》第1卷第4—5期合刊，1936年10月15日。。

  中国思想界特别看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进程。1933年3月，《经济学季刊》刊登了张敏之译苏联代表盖斯特(A.Gayster)于1931年8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世界计划经济会议上的演讲稿，该演讲极力宣扬苏联农业集体化成就。此刊编者介绍，“虽其所陈述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处，要不失为研究苏俄计划经济者的一种富有兴趣的参考资料也”，译者张敏之“意欲作改进吾国农村经济的参考”[注]张敏之译：《苏联的农业计划与发展·编者识》，《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1期，1933年3月。。同时，大家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评价较为正面。1932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陈衡哲在一篇书评中认为，苏联集体农场制度既有利于农民尤其是贫农，又实现了耕种与畜牧的组织化与科学化，“实不能不说是农业史上的一个大进步”[注]衡哲：《赤色面包(新书介绍)》，《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

  时人尤其关注苏联集体农场的生产经营方式。1935年6月2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符致逵撰文指出，农民加入集体农场后，“其田地悉归集团所有，团员间原有田地之界限，完全撤消”，“团员中有出团者，只得请求集团当局给以场外之新地，原有之田地绝对不能收回”[注]符致逵：《提倡耕种合作之必要》，《独立评论》第153号，1935年6月2日。。赵康等人于1937年深入考察了苏联集体农场的管理体制，介绍了苏联集体农场将所有生产工具实行公有，“凡在农业合作社内，一切耕畜、农具、种子、饲养社内公共牲畜所必须的刍草、耕作必须的建筑物，以及各种制造农产品的企业，全部应充作公产”，劳动成果的分配以“按件工作制”为基础，将社员的工作量折合成劳动日，“凡社内各社员收入之分配，须依照各人所作劳动日的数量为标准”。赵康认为，这种管理体制“能完全消灭农民当中之贫穷、黑暗及其落后性，保障集体农民生活之优越，以创造高度的劳动生产率，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大道”。[注]赵康：《苏联农业集体化之研究》，《中苏文化》第2卷第3期，1937年3月1日。署名“问农”的论者强调：“每个农民所得的多少，不是以其加入集体农场时带来的土地与耕畜的多少为标准，而是以其劳动生产率为标准。”[注]问农：《苏联的集体农场》，《中苏文化》第2卷第3期，1937年3月1日。何大忠分析，苏联集体农场除按“劳动日”进行分配外，还实行奖励和惩罚制度，“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鼓励农民工作竞争，借以增进农业的生产能率的地方”[注]何大忠：《苏联集体农场之现状与展望》，《中苏文化》第2卷第3期，1937年3月1日。。显然，中国论者对苏联集体农场的分配制度表现出极大兴趣，尤其重视按劳分配制度。其实，人们的这种关注焦点亦是受苏联宣传影响的结果。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于1935年7月在国民政府立法院谈话会上重点介绍了苏联集体农场的按劳分配制度。他阐明，苏联集体农场并非“”，农产品的分配不是“完全依照各人需要为标准”，而是以农民的劳力为“分配标准”[注]《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出席立院谈线日。。鲍格莫洛夫的演讲概要在《》刊出不久，苏联驻华大使馆中文秘书鄂山荫又致函社，强调许多人将苏联集体农场视作一切按需分配的“公社(Commune)”，“此种解释，极为错误”，苏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之主要原则，系根据劳力”[注]《苏联大使馆来函，更正本月四日鲍大使在立法院谈话之两点》，《》1935年7月22日。。

  不少论者提出，中国应学习苏联集体农场制度。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工作的李百强于1934年提议以苏联“集团农场”那样的大农制开垦两淮地区的盐场荒地。他表示：“况大农制度，今日盛行于苏俄，其成效已经大著。夫我国与苏俄同为农业国家，未尝不可以两淮盐区，试行国营之大农制度。”[注]李百强：《两淮盐垦之过去及今后》，《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1期，1934年4月。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科员杜邦纪于1935年主张仿照苏联集体农场在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机械化集体耕作。他注意到，苏联五年计划在农业领域大量建立“国营农场”“集产农场”“农具借贷所”，而“我国荒地既多，似可在西北地方，由政府划定区域，召集农民垦殖，设立集团农场，利用新式农具，作大规模经营，以增加农业生产”[注]杜邦纪：《统制中国粮食问题》，《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3月。。同年，符致逵主张：“中国虽非欲走社会主义国家如苏俄之路，但苏俄政府对于集团农场所行之奖励方法及集团农场组织之内容，大有可供吾人参考之价值也。”[注]符致逵：《提倡耕种合作之必要》，《独立评论》第153号，1935年6月2日。1937年，朱惠之撰文指出，中国由于农村经济破产，需要“将农村从根本加以改造”，“苏联的集体农场，实为我们一个理想中的参考借镜，取长舍短，助石他山，我们是更要研究它与理解它了”[注]朱惠之：《苏联集体农场组织之理论与实际》，《中苏文化》第2卷第3期，1937年3月1日。。

  苏联于30年代中期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中国论者纷纷赞赏苏联农业机械化的推进速度与普及程度。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漆琪生赞赏说：“苏联农业的机械化，可谓激进。”[注]漆琪生：《苏联经济建设的现状及其最近计划》，《中苏文化》第1卷第2期，1936年6月15日。苏联农业机械化也受到赵康、曾鼎、朱惠之等人的热烈赞扬。他们赞赏苏联农业机械化的推进速度。赵康注意到，苏联自实施“一五”计划以来，农业机械化取得了急剧进展，1928年至1936年，苏联农业机械化比率增加了15倍，“从农业机械化的水平说来，现在苏联已超过一切资本主义的国家”[注]赵康：《苏联农业集体化之研究》，《中苏文化》第2卷第3期，1937年3月1日。。在南京板桥农村服务社工作的曾鼎称赞说，机械力在苏联整个农业动力中已占到60%，“这是何等惊人的发展啊！”[注]曾鼎：《日益机械化的苏联集体农场》，《中苏文化》第2卷第3期，1937年3月1日。朱惠之则赞赏苏联农业机械化的普及程度。他介绍说，苏联农业机械化推进到生产各领域，“当第一次五年计划的初期，农业机械的供给，差不多仅限于米谷部分。及至末期，则几乎全农业的部门都得有各种特殊并复杂机械的供给，所有各集体农场的收获量之十分之九，都是经过割刈机兼打谷机进行的”[注]朱惠之：《苏联集体农场组织之理论与实际》，《中苏文化》第2卷第3期，1937年3月1日。。由上述溢美之词，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农业机械化的关注与赞赏。

  中国思想界虽然总体上赞赏苏联“一五”“二五”计划期间的工农业建设成就，但仍存在批评与质疑之声。在苏联工业建设方面，一些论者指出了“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发展失衡的问题。关于苏联“一五”计划，袁孟超注意到，苏联“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日用品供应紧张，民众生活困难，“第一届五年计划的执行，却是在全国人民极困苦的生活中来进行的”[注]孟超：《苏联政党发展史概论(续完)》，《中苏文化》第1卷第7期，1936年12月1日。。林雄九也表示，苏联“第一届五年计划的缺陷，是松懈了农业，把主要的重点，置于工业上，而在工业上，又着重力点于重工业，有轻视轻工业的倾向。因此，食料品和生活必需品，颇感缺乏，国民不得不渡其低度的生活”[注]林雄九：《一九三六年的苏联经济建设》，《中苏文化》第2卷第4—5期合刊，1937年5月1日。。关于苏联“二五”计划， 《中苏文化》编辑黄理文指出了苏联轻工业品的短缺问题，认为虽然苏联政府计划在1936年大力发展食品等轻工业，但仍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摆在各种轻工业及地方工业上的当前急务，仍是为完成并超过生产计划而奋斗，以完成这种任务”[注]黄理文：《苏联国民的文化物质生活》，《中苏文化》第1卷第1期，1936年5月15日。。漆琪生也指出，由于偏重重工业，“轻工业全般的停滞不进，乃是第二次五年计划的缺弱的部分，关系苏联民众生活内容之改善匪浅”[注]漆琪生：《苏联经济建设的现状及其最近计划》，《中苏文化》第1卷第2期，1936年6月15日。。

  一些论者对苏联农业集体化也提出诸多异议。蒋廷黻肯定苏联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但对苏联以土地国有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化颇有微词。他于1933年认为，平均地权是一战后欧洲许多国家的共同趋势，“普鲁士、捷克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布加利亚及俄国都曾用政治的力量来平均地权”，只是苏联做得更彻底，列宁“宣布土地是农民的。地主保了生命已算了不得，土地的代价简直谈不到”。但他很关注30年代初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认为苏联土地国有和农业公营的实行仍很困难，离农业全面集体化还有很大差距，“土地国有，农业公营，苏俄现在还差得远。换句话说，苏俄至今还不能完全在乡村行”。他由此提出，中国农村虽可以实行耕者有其田，但不能实行苏联那样的土地国有，因为这并不符合农民的愿望，“平均地权，或耕者有其地——这种口号可用以号召农民，至于土地国有，则农民莫明其妙了”。[注]蒋廷黻：《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独立评论》第47号，1933年4月23日。丁文治于1933年翻译的美国驻苏联莫斯科记者张伯伦(H.Chamberlain)的文章，指出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弊端。此文认为，虽然苏联政府特别强调建立集体农场等农业组织方式变革对于农业的意义，但这并非“发展农业的最后目的”。农业发展的最终目的应是增加产量，而苏联农业产量“离希望还是很远”，这表明苏联农业存在着“根本困难”。苏联虽然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场，但不能“充分利用农场劳工的生产力来解决历年粮食的缺乏”。[注]张伯伦原著，丁文治译：《苏俄五年计划的结算》，《独立评论》第50号，1933年5月14日。浙江大学史地系世界史教授顾谷宜则将苏联农业生产发展与农业集体化相分割，认为不可将苏联农业取得的成就完全归功于集体化。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广大的未垦土地，加之广泛利用现代农业科学、农业机械和农产制造技术，这是苏联农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是促进苏联农业成功的因素之一[注]顾谷宜：《苏联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地理的基础》，《中苏文化》第2卷第3期，1937年3月1日。。

  3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非常关注和赞赏苏联的工业建设、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很多知识分子系统介绍了苏联工农业建设的成就、模式和经验，很大程度上源于在九一八事变导致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情况下对中国工农业发展滞后的焦虑心情，期望学习苏联经验，推进中国工农业建设。虽然一些人对苏联工农业建设中的问题有一些反思或质疑，但只是零星、个别的情况，在当时思想界不占主流。

  对苏联“一五”“二五”计划期间经济建设成就的赞赏，导致中国思想界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某种认同，“社会主义”在30年代中国思想界成为一个时髦名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认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者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就形成一种思想悖论：一方面，个人所有制和个人经济活动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与以公有制、政府管控经济为核心原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对立；另一方面，在30年代苏联经济建设成就对中国思想影响渐大的情况下，一些自由主义者目睹1929年经济危机导致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时，便在社会实际层面疏离于自由经济理念，倾向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许多中国自由主义论者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看做一种社会试验。他们虽在价值观上不认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但又抱有相当好感，对其发展前景抱有期待。1935年，胡适将苏联政府对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操控视作由“理智”计划、倡导的“大试验”。他表示：“苏俄这十七年的大试验，无论在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宗教方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都是由‘理智’来计划倡导，严格的用理智来制伏一切迷恋残骸的情感，严格的用理智来制伏一切躲懒畏难苟且的习惯。”[注]胡适：《答陈序经先生》，《独立评论》第160号，1935年7月21日。陈之迈也于1937年表示，“苏联的确在做着一个广大的社会试验”，这种“社会试验”是“最顾虑事实的，最勇于牺牲理论的，最肯看风转舵的”，“苏联领袖不为理论所限正足表现他们是实际的政治家”[注]陈之迈：《苏维埃(书评)》，《独立评论》第239号，1937年6月20日。。由胡适、陈之迈所言，可见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既不完全认同又不绝对排斥乃至乐观其成的态度。

  一些自由主义观念较淡乃至偏向左翼的论者更明确肯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1936年，漆琪生从苏联“一五”“二五”计划的成功实践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之经济之圆满的收效，无疑的是证实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之优越，相反的，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之落后与腐朽”[注]漆琪生：《苏联经济建设的现状及其最近计划》，《中苏文化》第1卷第2期，1936年6月15日。。1937年初，《中苏文化》杂志组织了一场有关苏联1936年宪法的讨论。很多论者都注意到，苏联这部宪法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并对此持正面看法。此杂志编者认为，苏联这部宪法规定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20年代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雇用工人的新经济政策“实在进步得多”。[注]《苏联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与新宪运动》，《中苏文化》第2卷第1期，1937年1月1日。时在南京《扶轮日报》主编国际新闻版的欧阳敏讷认为，苏联的公有制经济实现了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合一，“经济所有权，既为国家的或全体人民的，则全体人民即国家的主人翁”[注]欧阳敏讷：《苏联新宪法的特色》，《中苏文化》第2卷第1期，1937年1月1日。。

  一些人通过实地考察，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了直观感受。蒋廷黻在1934年8月下旬至11月上旬对苏联的考察中发现，在苏联，金钱不是万能的，物价都由政府决定，商品的购买力不完全体现在金钱上，人人可以进去买东西的公开商店的商品价格较高，只为部分人服务的不公开的劳工商店或合作社的商品价格较低，“金钱在苏联可说没有一定的购买力，要看钱是在什么人手里，在什么店里买什么东西”[注]蒋廷黻：《欧游随笔(五)》，《独立评论》第129号，1934年12月2日。。记者冯有线月采访时发现，莫斯科街头擦皮鞋、卖饮料、磨刀的小贩也采取国营方式，并对此感到惊奇，表示“我虽然早就知道，在苏联一切财产都是国有，但是，政府的威权伸张到这样微渺的圈里，多少也有点使我惊奇”[注]《国营的苏联新闻事业(一)——特派员冯有线日。。

  时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诸多原则表现出很大兴趣。一些论者看重苏联按劳分配制度。1933年，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守愚注意到，苏联并未采取完全平等的分配原则，更未采取“各人依所需要而享受”的原则，“至于分配，苏俄虽然是奉行，但是，各级工人所得的享受，并不平均”[注]守愚：《统制经济与全国经济委员会》，《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日。。吴景超在讨论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时，对苏联的按劳分配制度抱有相当好感。他于1934年提出，中国虽不可能实现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但应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英国、美国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太大，虽然“现在的苏俄，各人的所得，也还是极不平均的”，但民众收入差距没有英美那样大。[注]吴景超：《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独立评论》第115号，1934年8月26日。陈长蘅对苏联的银行制度很感兴趣。他于1936年介绍了苏联国家银行、工业与电业银行、中央农业银行、全俄合作银行、外国贸易银行、储蓄银行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认为“苏俄的银行制度，更是完全社会化”，其职能在于促进经济建设，不以盈利为目的[注]陈长蘅：《管理的货币制度与计划的银行制度刍议》，《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36年6月。。时任湖北罗田财政局局长的周贻囷从会计的作用与形式角度，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出深刻剖析，澄清了时人对苏联不注重经济核算的误解。他于1930年分析指出，虽然会计在私营企业发挥的作用更大，但在消灭私营企业的苏联，会计仍然存在，“广义的会计，在理想社会中——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下，一定要大大的见重。如果全部生产分配的事务，由政府集中管理，若没有精确严密的会计，是断断得不到良好的结果的”[注]周贻囷：《会计学研究》，《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30年12月。。中央政治学校社会经济系主任寿勉成看重苏联对外贸易国营制度，主张中国应限制外国非必需品的进口，从而维持中国货币的币值。他非常看重苏联政府垄断国际贸易，限制非必需品进口，从而“维持其货币之国际的购买力”的办法，认为“颇有仿行之价值或必要”[注]寿勉成：《从金价问题说到钱币革命》，《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0年7月。。

  中国论者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认可，既受苏联五年计划建设成就及其导致的国力壮大的感召，也源于1929年经济危机导致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与否定。先后担任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学、大夏大学教授的姚庆三不同意法国巴黎大学教授阿夫达利盎(Aftalion Albert)所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社会生产、储蓄、发明减少而不可行的观点。他认为，苏联五年计划建设完全推翻了此论，“真的看了苏联这几年来，生产飞速的发展，资本庞大的累积，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我们能说社会主义的国家将使生产减少，储蓄减少，发明减少吗？”[注]姚庆三：《介绍阿夫达利盎著社会主义基础论》，《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3期，1933年9月。1934年1月，考古学家徐炳昶发表了他在陕西政务研究会的一篇讲演稿。他提到，有人声称“俄国自改了共产，国势蒸蒸日上。就是对于强邻，也敢挺起腰板，说一声：你再来，我就同你拼！比我们中国的忍气吞声好多了！我们也改了共产，不就也好了吗？”[注]徐旭生：《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在陕西政务研究会讲演稿)》，《独立评论》第87号，1934年1月28日。随着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李权时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他曾于1930年质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认为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违反人类私产占有欲的人性，支配生产要素的政府和官吏不可能永久保持廉洁干练、清慎勤公；社会主义消灭自由竞争，丧失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当他看到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觉得这些问题“有重新估量一下的必要”：国营产业逐渐成为苏联经济的主体说明，人类的私产占有欲并不像此前想象得“根深蒂固”；苏联在五年计划建设中，“的确能处处尽良好政府、干练官吏的能事”；苏联虽消灭自由竞争，但通过“社会主义的工人的相互竞争”，使经济建设“颇著成效”。所以，如果苏联“现在的治绩能永久这样的维持下去”，“我们平心静气研究观察一下之后，对于经济组织前途之展望是不得不倾向于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的了”。[注]李权时：《统制经济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31—135页。

  1929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许多论者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从而形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否定性认识。在1933年8月中国经济学社第十届年会上，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章乃器认为：“目下的恐慌所以严重若此，简单的说一句，是因为目下的经济制度，不能容纳目下的文明，也可以说是，目下的分配制度，不能容纳目下的生产力”，“要救治当前的恐慌，根本的，自然只有彻底的改造目下的社会制度”[注]章乃器：《关于中国经济改进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学社第十届年会论文)，《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4期，1933年12月。。在国民政府工商部劳工司工作的祝世康也表示，“个人资本主义的路是走不得了”，欧美国家一方面是嗷嗷待哺的几十万失业工人，一方面为了提高价格，“把过剩的粮食浸倒在海里，或用火焚毁”，“中国既不愿见有此种不平等的情形，自然不能蹈它们的旧辙，应该迎头赶上去”[注]祝世康：《中国经济改造与建设的基本动向》，《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4期，1933年12月。。

  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30年代中国思想界虽表现出相当的同情与认同，但又抱有某种矛盾心态，既努力从苏联经济制度中寻找能够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通的因素，又对苏联经济体制作出某种反思。一些论者强调苏联现行的经济体制是与实际相结合的体制，包含某些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相似的成分。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其鹿认为，苏联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做法，如采用差别工资制度，工人工资根据工人的技能、工作速度和准确度、工作的重要性而不同，“与资本主义国家无异”；采用计件工资制度，导致工人之间收入的不平均；采用分红制度，各工厂生产如超过规定的数额，给工人红利；集体农场将农民缴入农场的财产记于账目，农民可获得缴入农场的资产收益[注]陈其鹿：《资本主义与之调和论》，《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1期，1934年4月。。陈其鹿将苏联的某些社会主义激励机制视作资本主义性质，显有误解之处，但表现出从资本主义视角认知苏联的倾向。1937年，陈之迈观察到，苏联社会制度是一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制度，并未将生产、分配、交换机构全面收归国家，也未实行完全平等的分配制度，每个人可以根据工作质量收到应得的报酬。斯大林是一位美国人所谓“俄国革命热情与美国实事求是精神的混合物”，苏联“是最富有实际精神的”。[注]陈之迈：《苏维埃(书评)》，《独立评论》第239号，1937年6月20日。有论者在分析1936年苏联宪法时，极力夸大其中关于允许少量私有财产规定的社会价值。1937年，参与起草“五五宪草”的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注意到，这部宪法虽然规定实行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公有制，但“有若干例外的规定，以容许必要的且合理的私有制度之存在”，如集体农民可以拥有小块土地、住宅、牲畜、小型农具作为私有财产；可以拥有劳动收入、储蓄、个人物品的所有权；在不剥削他人情况下，可以通过个人劳动进行小规模经营。他认为：“此为反映现阶段新社会发展之特质，在‘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上，容忍若干私人经济，以更提高人民之物质生活。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完满的共产社会，在将来而不在现在也。”[注]梁寒操：《关于中苏两国新宪之观感》，《中苏文化》第2卷第3期，1937年3月1日。

  另有论者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做了反思，但声势不大，涉及问题亦不全面。1936年6月，陈长蘅反思了苏联的“按劳分配”理论，强调不仅人们的劳动应参加分配，资本亦应参加分配。不能说社会产品纯粹是劳动的结果，因为资本也可以创造社会产品。如果资本不参加分配，就无人从事节省以增加社会资本，无人积累资本以购置或制造机器。关键在于资本归个人所有，还是归国家或劳动者公有。苏联将资本集中于国家或劳动者之手，可以“使资本最能充分利用”。[注]陈长蘅：《管理的货币制度与计划的银行制度刍议》，《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36年6月。可见，陈长蘅并不反对苏联将资本归于国家或劳动者之手的公有制，而是反对仅劳动参加社会财富分配的“按劳分配”理论。马寅初反对苏联那样的全面的公有制经济，认为这会泯灭人们的经济创造力，“生产工具皆收归国有，则私人因竞争而创造之思想皆将因此消失”[注]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99—200页。。

  30年代中国思想界在相当程度上同情乃至认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几乎成为时人的普遍风气。时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此种态度，很大程度上出于30年代中国主权与经济危机情况下对苏联“一五”“二五”计划建设成就的钦佩与赞赏。当然，一些论者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又抱有某种矛盾心态，在尽力寻找其中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通因素的同时，又结合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了解，反思苏联经济制度。不过，时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反思并不深入，声势亦不大。

  20世纪30年代是斯大林主导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的形成期，这种模式的突出特征就是通过国营方式快速推进以重工业为重点、以国防为导向的工业化；在农业领域全面推行集体化的同时，积极地推进机械化。此种经济建设模式使苏联经济在短时期内得到快速发展，一些经济发展指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亦存在诸多弊端，尤其是重工业与轻工业失衡，农业生产的单位效率低下，为积累工业建设资金而对农民实行经济剥夺。从30年代开始，中国思想界兴起一股浓烈的“国家经济干预论”思潮，人们普遍认可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主张在工业领域兴办国营企业，在农业领域实行集体化。苏联的榜样作用成为这股思潮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在这种思想氛围下，时人对同时期苏联经济建设模式存在的弊端认识明显不足，更多倾向于推崇苏联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如果说中国思想界对于十月革命后苏俄战时政策和2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评价毁誉参半的话，那么，对于“一五”“二五”计划期间苏联的经济建设，时人则赞赏多、批评少。不过，中国思想界的此种思想倾向有着特定语境，很大程度上缘于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危机的焦虑感。国人期望中国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经济，以增强国力，抵御外侮。在时人看来，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不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是中国可资借鉴的榜样。30年代中国思想界对苏联建设成就的推崇，与同时期当局强化控制国民经济的政策有着内在关联，时人讨论的苏联经济建设模式成为当局发展国家资本、控制国民经济政策的重要理论资源；反过来，当局的这种努力也成为同时期中国思想界推崇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外在思想环境。历史似乎有其固有的延续性。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建设模式特别大程度上以苏联为样板。虽然不能断言新中国的计划经济理论与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讨论有直接的思想关联，但学习、借鉴在斯大林主导下所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确实是中国自30年代至六七十年代一脉相承的思想潮流。然而，由30年代中国思想界对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认知，研究者或许又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在中国消除民族危机的和平建设时期，尤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何认识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的利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