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浴血抗日十四年(94)日军实施战略轰炸(10)
自贡位于四川盆地南部,在重庆以西约160公里,成都以南约150公里。东邻泸州,西毗乐山。
1939年9月1日,国民政府“因盐设市”,合并自流井与贡井两座古城成立自贡市,当时人口约20万,是继重庆、成都之后川渝地区第三大城市。
自贡盐场拥有两千多年的繁荣历史,其产盐输送西南诸省及华中各地,历代多有文献记载称颂其盛况。由盐业而兴起的自贡城市街道,商旅富臻,堪称发达,具备极其重大战略地位,“被称为中国的盐都,是全国最大的井矿盐生产基地”。
19世纪初,自贡就借助当地竹木铁器等普通材料,搭建出高达数十米的大批钻井平台,在地面铺设出绵延数十公里的卤水管道,并开凿了世界第一口上千米深的盐井“燊海井”。巨额的物资与货币交易,还促成了晚清时期各盐场使用的最为有效的、被经济界称誉为在中国使用最早的近代簿记法的诞生。
自流井在成都府之南,离省会三百余里。人口几百万(按:原文如此),均以采盐为业,盐矿富而且众。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此在我国固罕见而在内地直不啻凤毛麟角。
1899年、1907年产生的两个海牙公约附件《陆战法规和习惯章程(规则)》,都曾规定如下:
2、禁止“以背信弃义的方式杀、伤属于敌国或敌军的人员,毁灭或没收敌人财产”“不得以任何方式攻击或炮击不设防的城镇、乡村和住宅”。(第25条)
3、围攻及炮击时,凡关于宗教、技艺、学术及慈善事业建筑物、医院及收容所等,不得作为目标。(第27条)
对一般民众进行威吓,对于不具有军事性质的,以破坏、损毁私有财产,造成非战斗人员受伤或死亡为目的的空中轰炸应予禁止。
按上述国际法条约规定,自贡地区作为盐业和由盐业发展起来的城市街道与民众聚落,不应该成为轰炸对象。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开始后,日军沿长江上溯追击中国军队主力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占领沿途的主要城市,中国军队向内地转移据点并继续彻底抗战。
1938年的武汉、广州会战后,国民政府退往内地,临时首都转移至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
而进攻日军到达与重庆直线公里的湖北省武汉市时已呈颓势。武汉以西崇山峻岭林立,长江水路亦有“长江三峡”的阻隔,陆军、海军基本上已不可能将兵力输送到武汉以西,其对宜昌的占领亦为一时之举。
由于日军地面部队对国民政府的西南大后方根据地重庆和四川的攻击能力不够,为打开中日战争的窘况,日军利用陆海军航空队的空袭彻底破坏战时首都重庆市以及起支援保障作用的重庆周边地区,打击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的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继续抗战意志,开始了战略轰炸。
与此同时,日军利用空袭阻碍腹地四川省各地对重庆的物资供给,破坏通往重庆的美、英、苏等的补给通道,即企图在军事上切断“援蒋通道”。
日军大本营于1938年12月2日发布命令“目的是确保占领地区及促进其安定,坚固长期围攻态势,压制残存的抗日势力致其衰亡”;命令陆海军的航空兵力联合对重庆、四川各地“展开航空进攻作战,特别压制扰乱敌之战略中枢”。
至此,日军确定了轰炸战时首都重庆和四川省全境,甚至包括云南省、甘肃省在内的“内地轰炸”,展开了利用飞机的连续性轰炸。
自贡在物资补给方面,既是重要食盐产地,又是经长江支流沱江连接重庆与成都的商业城市,因此成为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之一。
日军于1939年10月至1941年8月期间,对自贡实施了至少7次轰炸。投下炸弹1079枚,燃烧弹465枚。炸死365人,重伤622人,被毁房屋1101间,震坏房屋354间,烧毁房屋1330间。
上午10时许,日军分两批出动飞机27架次,向缪沟井、雨台村、袜子石等10余处轰炸扫射,投弹230枚,其中燃烧弹约20枚,炸死炸伤市民112人,房屋损毁175间,财产损失数十万元。久大盐场遭到两次轰炸,厂房被摧毁两处,损失惨重。当日投弹地区包括自流井、高硐等处。
联合空袭部队26架,高雄航空队8架,木更津航空队17架,共计51架飞机“攻击军事要地自流井,致使军事设施、仓库群和市街受到严重损坏”。
自贡市政府对于此次轰炸未有任何戒备。当天各政府机关、团体、学校以及一部分工厂放假,举行、集会等活动,于釜溪公园召开“双十节”(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庆典。
在自贡市的档案资料中,存有自贡市政府向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四川省政府、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发出的电报,就“损失调查”报告如下:
二八年(1939)十月十日上午十时十五分,此间防空指挥部发出预备警报,十时三十分发出空袭警报,十时四十分发出紧急警报。逾三分钟敌机三批共二十七架即临市上空,经高射炮队瞄准射击,不敢低飞,仅于四千五百公尺高空盲目投弹。先后空袭三次,共盘旋三十五分钟始去。
午后一时三十分解除警报。事后经本府调查本市盐业资源,除久大精盐公司微有损失,短期即可复工。其他井灶毫未波及。
各机关及学校暨商业区域迭奉“钧部、府、署”(上奉)严令强迫疏散完竣,仅私立培德中学原址(该校业已疏散至陈家场)被炸以外,炸毁普通房屋267间,震毁房屋211间。死亡平民89人,负伤平民108人,失踪14人。一切救济事宜,正与市赈济会、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暨各机关法团积极推动中,除分电外,理合随电□呈敌机损失调查表一份……
1939年10月11日《东京朝日新闻》以“陆海军机活跃各地,初次空袭自流井,痛炸军需大工厂”为标题,报道首次空袭自贡市的消息:
我海军航空队连炸敌飞行据点,主力10日全力摧毁敌军事要地。浅野中佐、宫崎少佐首先率大部队于10日下午1时半许……首次空袭自流井,反复轰炸军需大工厂为中心之仓库群,并引发市内78处大火。虽有敌高射炮乱射,自重庆来袭战斗机亦未赶到,但我方在确认战果后悠然返还。
1940年7月5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再次对自贡市自流井实施轰炸,投下97枚炸弹及1枚燃烧弹,导致73人死亡、141人负伤,炸毁房屋22间,震倒房屋68间。
另据研究,1940年7月5日中午,日机出动80架次军机疯狂空袭自贡自流井居民稠密区,投弹98枚,炸死89人,致23人重伤、118人轻伤,炸毁和震倒房屋90余间,炸毁地下室2处,财产损失10万余元。
当时的自贡市市长曹任远在1940年7月10日向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所发电报中,就被炸状况及应对措施有如下报告:
本年七月五日午后十二时二十分,此间防空指挥部发出预行警报,十二时五十一分,发出空袭警报,至一时零六分,发出紧急警报。逾七分钟,敌机头批五十四架即临市空。经我高射炮队瞄准猛烈射击,遂未投弹,仓皇遁去。
旋有第二批敌机二十六架临空,惟不敢低飞,仅于约八千公尺高空盲目投弹,共计九十七枚。内有未爆炸之弹二,燃烧弹一。在本市盘旋约三十分钟,始行逃逸。
午后一时零八分,解除警报。市长于敌机投弹离市时,赓到各灾区巡视慰问被灾难民,并督饬防护团员尽力工作。对于死亡市民,从速掩埋完竣。受伤市民,分别抬往医院诊治。所有交通秩序,即于是日午后六时完全恢复。
一面派员详查灾情,计死亡市民八十九名,重伤二十一名,轻伤一百一十八名。炸毁房屋二十间,震塌六十八间。被灾区域系公园、两门灶、珍珠冲、缪沟井、豆芽湾、阿哈□、□子石、八店街等处。除八店街一处为市中心街道外,余均逼近乡区。其他盐业资源、井灶暨各机关均未遭受损失。是晚七时,特组施粥队十三队,分往各灾区救济。复成立难民收容所三处,并召集有关各机关、法团,开空袭紧急救济会议,筹商赈恤及善后一切事宜。惟劫后灾黎嗷嗷待哺,无家可归,情殊可悯,亟应设法救济,俾能维持生活。
在日军1940年7月5日轰炸自贡后的第五天,自贡市政府得出的调查的最终结果是:
根据上面曹任远市长电报中所述情形“惟劫后灾黎嗷嗷待哺,无家可归,情殊可悯,亟应设法救济,俾能维持生活”,也能够准确的看出日军的轰炸与军事目标无任何关系,而是造成一般市民死伤、无家可归、生活窘迫的悲惨状况。
1940年8月12日,日军对自贡进行第三次轰炸,在自流井郭家坳、三圣桥、伍家坝地区共投下256枚炸弹、11枚燃烧弹,炸死92人,炸伤157人,炸毁房屋93间,震毁房屋189间。
“此次轰炸将临近公园的一条街毁去一半,这条街因此改名为‘半边街’,至今沿用此街名。”
日军《战斗详报》中有关1940年8月12日海军航空队对自贡市自流井实施大规模轰炸的概要如下:
第一攻击队(第十三航空队25架)、第二攻击队(第十五航空队27架)、第三攻击队(高雄航空队18架、鹿屋航空队18架)共计88架的海军联合空袭部队,以自贡市自流井为攻击目标,11时03分从汉口W基地起飞,下午2时55分从5000米高空轰炸了自流井市街和工厂地带,引发大火。
第一攻击队(第十三航空队)投下25号陆用炸弹(250公斤弹)52发、6号97式陆用炸弹(60公斤弹)78发、7号陆用炸弹(燃烧弹)26发,轰炸自流井市街东侧工厂地带、井河两岸大工厂及附近设施,致3处大火,大工厂全部被大火吞噬并伴有爆炸性火灾。
第二攻击队(第十五航空队)投下25号陆用炸弹(250公斤弹)54发、6号97式陆用炸弹(60公斤弹)81发、7号陆用炸弹(燃烧弹)27发,轰炸自流井市街西部及对岸工厂地带,约2/3命中,数处升起火焰、爆炸烟雾。
第三攻击队(高雄航空队、鹿屋航空队)投下80号陆用炸弹(800公斤弹)12发、25号陆用炸弹(250公斤弹)48发、6号陆用炸弹(60公斤弹)72发、7号陆用炸弹(燃烧弹)24发,命中市街地等设施,致3处起火,其中1处发生大火。
日本海军中型攻击机翼下的炸弹架上装填着25号陆用炸弹(250公斤弹)、6号陆用炸弹(60公斤弹)。后者的正式名称为98式7型6号燃烧弹,在海军内部通常称为“6号炸弹”。
1940年,日军对中国内地的第四轮大规模轰炸持续了近5个月,遍及西南及西北的大中城市,致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损失,但却未能动摇中国的抗战意志。
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支那事变处理要纲”决议,规定其方针为必须尽一切手段粉碎中国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强调“长期打持久战的贯彻”。
在此方针指导下,日军充分的利用当时中国空军力量最为薄弱的情况,决定集中陆海军所属航空兵力,对中国内地实施更大规模的打击。
1941年5月,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决定发动“102号作战”的第五次大规模内地轰炸。
“第一期(8月上旬)针对中近距离城市、交通要道,第二期(8月中下旬)针对内地飞机场、各盐场(自流井等),第三期(9月上中旬)针对重庆,实施连续攻击。”
此计划已然将自贡各盐场作为中国最主要的产盐地并规定为第五次内地轰炸的重点目标,日军的“盐遮断”轰炸行动随即正式开始。
当时的中心课题,是基于派遣军的指导,遮断食盐的供给(此时收到中国内地苦于食盐不足的情报)。四川省自流井方面拥有多数木架组装的盐水井,对其轰炸的同时,亦可攻击多数食盐集散地的城市。
与此前“101号作战”的第四次内地轰炸不同,“102号作战”的第五次内地轰炸不仅规模较庞大,其作战企图即轰炸课题也不相同。
日军的作战企图是强化空中打击,切断食盐的供给,致使中国内地的社会与生活产生混乱,促使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民产生“厌战心理”,从而在政略上达到迫使中国屈服的目的。
食盐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存在。日军所计划的此次特定轰炸,绝大多数都是依据其获得的上述“中国内地苦于食盐供给不足”的情报。也是日军受到岛国地理条件影响,对于食盐资源格外关心和感兴趣的缘故。
日军在长期轰炸中国内地的过程中,修正、补充了作战企图,进行以食盐生产地自贡各盐场为中心的特定轰炸,在其航空作战史上具有独特的战略意义,作为特殊军事手段是蹂躏人道主义的计划与行动。
1941年7月中旬,日军确定“盐遮断”轰炸计划后,同月下旬开始具体实施。首先由海军的航空部队实施,紧接着由陆军的航空部队实施。
虽然在日本海军的《战斗详报》中没有单独攻击各盐场的记述,但在战史丛书中,对于日本陆军实施的8月轰炸,有较详细记载。
8月17日,日军编队“终于发现自流井西北部的制盐设施及仓库群,并以各中队为单位实施轰炸,命中了预定目标,引发数处火灾”。
“18日天候恶劣,19日实施对自流井的第二次攻击。”“各中队因视野不良,苦于发现自流井附近目标,13时40分左右,成功轰炸制盐所以及市街,成果斐然。”
日军在19日对自贡进行轰炸后,其指挥系统对于此次行动非常满意,陆军航空部队第三飞行集团司令官长木下敏中将“对此次果敢攻击贺电嘉奖”。
1941年7月28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发起对自贡的第四次轰炸,对自流井区投下235发炸弹与140发燃烧弹,致使65人死亡、109人负伤、495间房屋遭到破坏、754间房屋遭到焚毁。
当天,日本海军航空队约108架,分五队分别对重庆、自流井、内江、泸县实施了时间差攻击。
第一攻击队的第二陆攻队(鹿屋航空队18架)上午8时32分起飞,12时40分攻击自流井(东南部)和内江;第二攻击队(第一航空队)攻击自流井(北部西半区)和泸州;第四攻击队(元山航空队约27架)10时起飞,14时5分攻击自流井,14时15分攻击自流井(北部西南部)和重庆(K区);第五攻击队(美幌航空队约27架)上午11时23分起飞,15时45分攻击自流井(北部东半区)。
第一攻击队的第二陆攻队(鹿屋航空队18架)自高度5200米投弹命中自流井市街地区与距市街南方1000米的小村落。所使用的炸弹为,第一攻击队为25号陆用炸弹(250公斤弹)36发,6号陆用炸弹(60公斤弹)144发,7型6号炸弹(燃烧弹)36发。第四攻击队(元山航空队约27架)使用6号陆用炸弹(60公斤弹)157发,7型6号炸弹(燃烧弹)41发。第五攻击队(美幌航空队)使用6号陆用炸弹(60公斤弹)162发,7型6号炸弹(燃烧弹)46发。
如上所述,日军对自贡市街实施的是划分时间差的连续轰炸,不仅是市街地区,甚至于附近小村落亦遭受了轰炸。
1941年7月29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又对自贡市自流井实施了第五次轰炸,炸死48人,炸伤15人,炸毁314间房屋,烧毁186间房屋。
在自贡市档案馆藏资料中,有自贡市政府致重庆的中央赈济委员会、成都的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四川省政府的电报,报告“7月28、29两日自贡市轰炸被害损失调查”结果,内容如下:
查本市于七月二十八日午前十一时起至午后三时止,遭受敌机侵袭,计先后□批共九十九架,分五次投弹。二十九日敌机二十二架复侵袭本市,分三次投弹。所有两日伤亡人口数及房屋炸毁并燃烧大概情形,业经以俭、陷两电呈报各在案,亦复经详细调查,在二十八、九两日敌机侵入市空时,经我方高射炮瞄准,猛烈射击,仅在高空投弹,未敢低飞扫射。计两日共投炸弹七百六十二枚、燃烧弹一百七十六枚,内有未爆炸弹七十五枚。
市长于敌机离市警报解除后,随即到各灾区巡视慰问难民,并督促防护团、消防队尽量防护消防工作。对于死亡人员,迅速掩埋完竣,受伤人员分别抬入医院治疗。共死亡230人、重伤172人、轻伤147人。在伤亡数目中,防护团死亡14人、受伤89人,消防队死亡29人、受伤37人。盖以二十八日敌机首批来市投弹后,市区立即起火。防护消防人员因忠勇救火工作,不防敌机复至,致使伤亡颇众。
至自流井市街被炸燃烧起火等,有上牌坊街、下牌坊街、张家沱、衙门口、围杆坝、玉皇庙、盐店街、鹤鸣桥、牛屎坝、长生街、三圣桥、惠生公园内张园,但旋即扑灭。唯新西街、河街、三倒拐、米行街区、东源街至惠生公园内场等,因火势猛烈,燃烧殆尽。被炸受灾区域有张家沱、下硚、善后桥、金钩弯、雨台山公园……
1941年8月17日,日本陆军航空队又对自贡市自流井等地实施了第六次轰炸。日本军机投掷炸弹118枚、燃烧弹149枚,炸死36人,炸伤69人,炸毁房屋53间,烧毁房屋76间,财产损失约400万元。
陆鹫大编队17日持续长驱四川腹地,果敢实施对其省内首屈一指的盐产地自流井(西距重庆一百八十公里)的首次轰炸……是日小川、别府、坂口、高桥、大平诸部队的陆鹫精锐,展开灼热阳光闪耀的银翼,在万里无云的四川上空快乐翱翔。午后1时40分进入自流井上空……使沱江右岸的制盐工厂地带沐浴巨弹,并且炸碎附近兵工厂、水泥工厂等军事设施,安然返回。
(1941年8月)17日第一飞行团部署攻击重庆西方170公里的自流井制盐所。小川战队27架于9时12分飞离运城,在先行侦察与同行侦察的配合下,进入合川上空,然未发现目标。约一小时巡回飞行至宜宾、成都、内江地区,于13时47分发现自流井西北方向的制盐设施和仓库群。于是分为中队实施轰炸。报告称命中预定目标并引发数处大火。整个飞行时间约7个半小时,900公里的攻击,可谓九七重型轰炸机的临界。
日本陆军航空队自山西省运城至自贡的900公里长距离轰炸,是97式重型轰炸机的临界攻击距离,也是对非军事目标进行的无差别轰炸。
1941年8月19日,日本陆军航空队又对自贡市自流井等地实施第七轰炸。是日投掷炸弹118枚、燃烧弹112枚,炸死24人,炸伤46人,炸毁房屋70间,烧毁房屋290间,财产损失约500万元。
(1941年8月)18日气候恶劣,19日实施对自流井的第2次攻击。6时40分出发的先行侦察机报告,秦岭山脉附近云高5000米,云量8,下层云3500米。然而四川盆地情况稍好,秋山飞行团长8时40分命令小川战队出动。
9时52分,小川战队开始起飞,航行中同时听取同行侦察机的气候报告。11时29分,虽然侦察机报告“前方天气恶劣”,小川战队依然继续前进。12时03分,侦察机报告“自流井附近积雨云量9,云高2000米,同地轰炸不可能”。
小川大佐毅然冲入云下,抵达内江附近,命令各中队分别攻击。各中队在视野不良的情况下,苦苦找寻自流井附近目标,13时40分左右成功轰炸制盐所和市街,取得相当好的战果。
由于攻击时遭受自贡市街周边的猛烈对空炮火,有1机改飞宜昌,被迫降落飞机场外,致严重破损毁坏烧毁,战死3名,负伤4名。本队穿越积雨云层间隙,安全返回运城。
1941年连续4次的轰炸,致使自流井盐场“西北方向”的光大街和郭家坳等地受害严重,居民流离失所、食不果腹。
其后,自贡市政府利用郭家坳的盐灶熬粥以救济难民,每顿达600人。除普通民众外,负责救助工作的防空指挥部、消防大队官兵被炸死者分别为3人和34人,被炸伤者分别为1人和23人,2部消防车被炸毁。
加拿大人经营的仁济医院,房屋受损严重,其中地下室三处受损,财产损失估计达150万元。
根据自贡市政府1944年的报告,日军于1941年7、8月间所实施的4次轰炸,造成损失共计约10900万元,占抗日战争时期自贡被日本军机轰炸7次造成损失的87%。
在1941年夏天的轰炸后,由于要准备太平洋战争,日本将大量航空兵力转移至南方战场。
日军的“盐遮断”专项轰炸,是在其对中国各地实施多年的无差别轰炸过程中,以进一步摧毁内地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资源为目标而推出的战略性专项行动,旨在切断盐这一特殊战略物资的生产和供应,造成社会心理的厌战情绪,以达成迫使中国屈服的战争目标。
日军的野蛮轰炸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强化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抗日决心,实际上促进了国民政府的战时动员。
由于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日军并未达成其“盐遮断”专项轰炸的目标。日本战史著述中指出:
“中国派遣军最初所重视的,是由切断盐的补给而酿成厌战气氛,依靠航空歼灭战压迫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然而其成果并不充分。”
日军的“盐遮断”专项行动由常规轰炸发展而来,有明确的战略计划,有更加强化的打击力度,其三年间实施的7次轰炸(特别是1940年8月12日和1941年7月28、29日的大规模轰炸),给自贡当地普通民众和盐业生产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在距离日本本土3000公里之遥的自贡民众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中日双方的原始资料都充分证明,侵华日军不仅针对中国抗战后方的普通居民,而且针对盐业生产设施,反复实施了无差别轰炸;也充分证明战时日本军政当局,违背国际法根本原则,违背日本所签署过的国际条约,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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